年5月初，解放军兵临淞沪，蒋介石指派大批特务，施展末日的疯狂，大开杀戒。
整个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警车鸣笛横冲直撞，整个上海血腥冲天，天天有人被抓进拘留所，天天有人被杀害。
特务在其主子的指令下，像疯狗一样到处捕人、杀人。中纺七厂等厂的护厂队负责人，先后遭到逮捕。
蒋军警和特务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冲进工厂。在第一毛纺织厂，特务们企图逮捕护厂队负责人。工人们被激怒后，绝望地躺在装甲车的车轮前，但也未能阻止特务们捕人。
5月8日深夜，蒋军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了一万多人的军警特务，包围了各个大学，越墙而入，他们根据事先掌握的黑名单，在校园内大肆搜查，直到10日才结束了这次大搜捕。
这次大搜捕，各个大学共有多人被捕。其中包括还没来得及隐蔽的7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
毛森
5月7日之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蒋军刽子手屠杀的枪声。一时间，公园、闹市如虹口公园、大世界，都成了刑场。
5月7日，浦东戚家庙。中共地下党员李白（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原型）等13人被蒋军处以死刑。截至5月20日黄昏毛森出逃，在蒋军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里至少屠杀了人。
毛森逃走时，仍不忘屠杀革命志士。5月20日，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在警察局的天井里还枪杀了9名政治犯。
5月24日，当解放军的炮声响起在上海市近郊时，毛人凤特别拨出的两艘机帆船，让王方南把文书、人事和会计档案，分装在木箱和皮箱内运往台湾；
同时把上海市政府调查处所存的情报档案，全部运往武定路号上海市政府调查处的草坪上烧毁。
纸灰漫天，毛人凤的任务结束了。但留给历史的，却是永远的罪恶。
不管蒋介石、毛人凤等人如何色厉内荏，还是有许多不怕牺牲的勇士。
毛人凤
眼下，蒋军国防部中将部员、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竟在蒋军的“狼窝”里，在蒋介石的最后堡垒，在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眼皮子底下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军临时司令部就设在吉祥路号。身材瘦高，颧骨隆起，鼻梁高挺，嘴巴阔大的张权将军，一看上去就知是条北方汉子。
的确，他是河北省武强县人，俗话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位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师长，当时就深受共产党元老林伯渠的影响，并和共产党有了密切的联系。
年，已是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中将总队长的张权，率部调防重庆附近的璧山，从此成为曾家岩50号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
张权曾请求加入共产党。但董必武一句话，让张权更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董必武说：“共产党了解你，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
现在，张权等待已久的起义终于要来临了。他的计划是：
张权
1、驻扎在西体育会路的蒋军炮兵第51团，将首先占领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楼，以此为基点向通往吴淞方向的咽喉要地蕴藻浜一线扩展，并与解放军西线兵团里应外合。
2、王秉钺的第51军、驻扎在市区的摩托化团也将在战斗打响后配合出击。
3、驻扎在复旦大学由张权的结拜弟兄李锡佑控制的第师，在市区参与起义。
4、驻浦东前线的青年军第37军第师，一旦解放军抵至，即开放阵地引解放军进入。
5、起义军司令员张权则凭借施高塔大楼，亲率起义军攻打近在咫尺的警备司令部。
起义时间订在5月16日上午10时。为确保起义军胜利占领吴淞，掐断敌海上逃路，张权布置由他单线联系的“陈舰长”，在起义发起时即在吴淞口狭窄处炸舰设障，封锁吴淞水道，使停泊在吴淞水面上的蒋军舰无法逃离。
起义军副政委郑振华则重点组织力量破坏飞机场，使蒋军的飞机无法起飞。
这一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打乱蒋军上海市区的防御，控制咽喉要害，和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达到迫使上海守敌投降，和平解放上海的目的。
5月15日上午，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秘密碰头，对翌日的起义和捉蒋行动作了最后的筹划。下午4时许，张权想回家看看夫人胡雪影转移了没有。
他刚刚走到弄堂口，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军统特务一拥而上，将张权牢牢地抓住，关进吉普车，直送上海市警察局。
起义功败垂成，这真是晴天霹雳！如此秘密的行动，怎么会被敌人侦悉了呢？
原来，事情出在张权结拜兄弟——师师长李锡佑身上。
当时，师中校参谋张贤是李锡佑的同乡，又是军校同学。年蒋军裁军，张贤失业在家，穷困潦倒。他的同乡兼同学李锡佑拉了他一把，让他到师担任中校参谋，张贤自是对李锡佑感恩戴德，张口大哥闭口恩公。
因此在起义中，李锡佑极为信任张贤，不仅让他负责联络工作，还让他负责策反师部其他军官。
贪生怕死的张贤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参加起义，另一方面却于5月15日上午携带张权写给他的信，直奔上海市警察局，向军统特务毛森告密，导致地下军起义事件功败垂成。
张权被捕后，特务多次对他进行审讯，但张权大义凛然地说：“真理是属于人民的，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不要牵连无辜的人。”
年5月21日，张权、李锡佑等人牺牲于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前，此时离上海解放仅仅6天。
解放后，张贤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是没有逃过惩罚，在年被判处死刑。
张权虽牺牲了，但上海地下军成员并没有停止活动。
蒋军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刘昌义曾是上海地下党和民革上海工委的重点策反对象。
早在年11月，刘昌义因为对蒋军在大陆的统治感到绝望，就参加了上海地下民革，年4月还参加了上海地下军起义。
但不幸的是，上海起义提前暴露，幸而与他接头的地下党负责人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刘昌义才得以在蒋军内隐蔽起来。
第一次起义虽未成功，但正义的种子已经在刘昌义的身上发芽，所以自身安全以后，刘昌义并非心有余悸，而是仍在不断地寻找机会阵前起义，并常常为自己不能“相机起义”，而陷入深深的苦闷中。
不过，他当时也没有了军权，不知道自己要搞起义的话，从何处下手。
原来，年3月，汤恩伯把自己作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4月，他下令成立以石觉为司令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又把原有的第一、第七“绥靖”区合并。
这样作为第一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的刘昌义也随着司令部迁到上海。不过，刘昌义只是一个光杆副司令，手里并没有兵权，他只好借口养病，住进上海新亚饭店。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至5月18日，40万解放军虽在一时一地受到阻挡，但整体攻势锐不可当.
赋闲在新亚饭店的刘昌义除了偶尔参加一些作战会议外，手无兵权，无法实现阵前倒戈。
随着战事的发展，他越来越苦恼。虽然他不是很容易能见到汤恩伯，但是他也要找汤恩伯碰碰运气。
在汤恩伯的公馆里，当刘昌义问到作战情况时，汤恩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说：“打得不好，都是些窝囊废。”
汤恩伯的脸上一片阴云，正中刘昌义的下怀，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来可能会达到目的，于是就继续在汤恩伯面前拱火，说：“不会吧，这些可都是国军的精英呀！”
汤恩伯
“是真的。彦峰兄，我们真人面前是不说假话的，”汤恩伯果然一步一步走进刘昌义的目标，“党国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只要我们稳住了上海的阵脚，将来定是能光复全国的，你很能打仗，可要帮助维开（石觉）好好打呀。”
水到渠成，刘昌义知道自己可以开口要兵了，他很有些为难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受党国栽培多年，谁不想为党国一拼死力，只是，不瞒汤司令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叫我怎么打！？”
“彦峰兄，真想不到你会来主动请缨，至于兵的事，我会很快解决的，你就做好和共军作战的准备吧。”
5月20日，王秉钺的第51军在浦东白龙港被歼灭，王秉钺被俘，只有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回上海市区，汤恩伯收拢了两个团，拼凑成两个师的架子，重建51军。
听到这消息后，刘昌义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再一次赶到位于蒲石路的汤恩伯公馆。
得知刘昌义要来，汤恩伯老远就往外迎，握着刘昌义的手说：“彦峰兄，你来得正好，现在部队很乱，苏州河北岸还有21军、军两个军比较完好，51军虽说损失惨重，还能收拢两个师，我想，你这个西北军名将应该派上用场了。”
刘昌义也装作很慷慨的样子说：“是呀总座，我也是听说51军被共军围攻，军长王秉钺殉国，这不马上就赶过来了。”
王秉钺（中间老人）80年代回到台湾的情景（引自台湾当局新闻管理部门）
“来了就好，时穷节乃现，党国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现在，我马上下个手令，任命你为苏州河北线兵团司令兼51军军长，统一指挥党国在苏州河以北的全部兵马！”
“只是，总座，恐怕我带不好队伍，倒不是怕打仗，而是怕我的命令得不到有效地执行。”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就放心地行令，我的十大战令所有人都是知道的，你不要担心。有我在，你什么都不要怕，该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同时我跟总裁说一下，保举你当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这下谁敢不从？”
果然，2天后，即5月23日，伪国防部正式发布人事变动令：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苏州河北线兵团司令和51军军长。
汤恩伯的这一部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带着“嫡系”逃跑了，而所谓的苏州河北线兵团，说白了就是掩护“嫡系”逃跑的“炮灰”。
虽然汤恩伯用心险恶，要置刘昌义于死地，但这样的安排，却在客观上给他造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
同时，一个新的问题也突显了出来：在上次起义失败之后，接头人被捕，刘昌义就与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现在刘昌义要起义，该怎么样与解放军联系呢？
这中间必须有一个中间人，没有作为媒介的中间人，自己又怎么能够取得解放军的信任呢？
最后，刘昌义想到了介绍自己参加民革的刘云昭老人，5月23日晚上，刘昌义单身一人悄悄来到刘云昭家里。
在与刘云昭商量之后，刘昌义决定直接与解放军的前线指挥官联系。但派什么人去解放军那边呢？
5月24日，刘昌义赶到宝兴路51军军部。和大家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之后，他便把副官处处长刘凤德叫到一个小房间里。
刘凤德跟随刘昌义多年，共过患难，他到51军，也是刘昌义介绍去的。刘昌义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进屋一落座，刘昌义就单刀直入地说：“凤德，我要给你一个重大任务，你有没有胆量去！”
“军座，您哪次给我的任务，我说过不字。”
“你要想尽办法找到解放军的前线指挥官，说明我们准备起义。”刘昌义盯着刘凤德的眼睛对他说。
就在23日刘昌义单身夜访刘云昭老人的同时，解放军发动全线总攻。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后，直插每一条街道，24日薄暮时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市区全部解放。
当进攻苏州河北岸时，解放军却受阻了。许多战士在苏州河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条仅宽30米的苏州河连续攻了4个小时竟毫无进展。如果继续僵持，苏州河北的大片工厂、建筑，难保不被蒋军队破坏。
这一情况使前委的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等焦急万分。这样的情况也使上海地下党的同志焦心。
上海地下党的策反委员会由张执一任书记、王锡真、李正文、田云樵等任委员，25日凌晨，田云樵来到位于医院，找到在这里指挥作战的解放军81师师长孙端夫和政委罗维道。
在得知对面的守军是蒋军第51军时，田云樵立即表示可以策反，因为51军守江阴时，他们曾派王中民去策动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王中民在51军还有基础。
王中民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担任过蒋军的国防部少将部员，经民主人士介绍，他参加了策反委员会“田云樵小组”。
田云樵
当初，王中民到51军策反，找到的就是刘昌义派出的代表刘凤德，王中民通过刘凤德见了军长王秉钺，谈过策反的事。
后来部队调到上海，王秉钺变了卦，突然叫刘凤德中断与王中民的接触，还询问王中民的住处。刘凤德感到事情来得蹊跷，就暗地里通知王中民躲藏起来。
现在刘昌义要起义，刘凤德要找共产党，自然还得找王中民。24日，两人约定第二天在造币厂桥见面。
就在刘凤德与王中民联系的时候，51军军部的刘昌义得到汤恩伯已经真正撤退的消息，不待刘凤德回话，他就当机立断决定阵前起义，除37军抗命外，他让其余部队全部待命，时机成熟就接受改编。
同时，为防止37军从中捣乱，他还布置了警戒部队。
25日上午9时，王中民在造币厂桥上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与刘凤德见面，并一起到81师师部。
经过协商，81师师长孙端夫最后决定，派王中民与刘凤德一起过河去51军司令部。
上午11时，刘凤德和王中民一起来到51军司令部。
孙端夫少将
“王先生，我想和解放军指挥官直接对话。”见面之后，刘昌义对王中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作为一个旧式军人，他的想法是稳妥的，因为他要为自己手下的“弟兄”负责，就必须和解放军的负责人直接谈判。
王中民自然能理解刘昌义的心情，他立即接通了81师的电话，向田云樵说明刘昌义的要求。
田云樵示意王中民让刘昌义接电话，田云樵在电话中告诉刘昌义：“刘将军，我们对你们所表达的诚意表示感谢，但现在军事形势十分明朗，你们的惟一出路只有放下武器……”
“是的，”刘昌义说，“我们可以立即停火，我已经和弟兄们都说好了，我们并不准备再为蒋介石抵抗下去。但具体步骤，我想过河来同你们面谈。”
田云樵见刘昌义确实是有诚意的，就爽快地告诉他，“好，我们欢迎你。”
12时，刘昌义偕王中民、刘凤德等一行五人，分乘两辆坦克和一辆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前往解放军81师师医院。
临行前，刘昌义命51军前沿阵地停止抵抗。
在81师师部，政委罗维道和中央上海地下党田云樵为一方，刘昌义、刘凤德、魏震亚为另一方，开始进行商谈。
罗维道少将
见到解放军后，刘昌义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详细地叙说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钦敬，以及自己如何为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参加地下军起义的打算。
为证明自己的诚意，刘昌义还把苏州河北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以及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人已上兵舰准备逃跑的情况都告诉了罗维道和田云樵。
罗维道说：“我们很钦佩刘将军的行动。关于起义的问题，待我们请示上级后再答复，但现在最主要的是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刘昌义又说：“我的兵虽不多，但还有几个团，起义后我要求保留部队建制、番号。”
罗维道说：“刘将军，恕我直言，你们若还要抵抗的话，我军在一小时内就可以把你们消灭掉！”
田云樵插话说：“我军之所以停止进攻，一方面是为了保全上海城市和人民生命财产，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挽救蒋军中像你一样向往光明的人。”
刘昌义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这时，几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端着饭菜上来了。罗维道风趣地说：“刘将军，我们先解决肚子问题，再来解决苏州河北岸吧！”
罗维道
饭后，双方又谈了一阵。刘昌义放弃了先前提的一些要求。
接着，双方草拟了一项协议：刘昌义部停止一切抵抗，接受解放军改编。
刘昌义写上“起义以后保留部队建制、番号”的话，被罗维道划掉。尔后，罗维道和刘昌义分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双方签字后，刘昌义立即打电话回51军军部，要求51军及21军、军全体部队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他还以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对其他部队和交警总队写了10多封信，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而解放军方面，罗维道也很快通过电话把消息报告给解放军27军军长聂凤智。聂凤智又立即把消息通过电话报告给司令员陈毅。
聂凤智告诉陈毅，他打算借这突破口，迅速解放苏州河北岸。司令员陈毅在肯定了27军的做法后，又嘱咐他们务必要谨慎小心。
陈毅的话让聂凤智激动的心冷静下来，他决定亲自见刘昌义。
当晚19时，刘昌义乘坐美式军用吉普车来在虹桥路第27军前沿指挥所，与我三野第27军军长聂凤智谈判。
双方分坐两边，聂凤智一边有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等四名解放军代表，地下党代表田云樵、王仲民和刘昌义坐在另一边。
谈判开始后，刘昌义报告了上海作战的局势以及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已经登舰逃走的消息，然后将留在上海各军的番号、情况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聂凤智肯定了刘昌义弃暗投明的做法。他说：“淞沪的国民党已经毫无出路，现只据守在苏州河以北、蕴藻浜以南这块弹丸之地，我们攻击吴淞的部队马上就要向市区进攻包围。摆在国民党方面的唯一出路只有投诚。”
刘昌义提出：“我起义意愿由来已久，解放军方面应考虑给予我率部起义的待遇。所属部队保持原有编制、待遇不变。”聂凤智摇头：“不行！从客观情况看，你部是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进行谈判的，这和起义有根本区别。”
究竟算起义，还是投诚，双方谈到半夜11点。
聂凤智坚持认为，刘昌义是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经地下党特派员做工作后，到解放军第27军谈判的，只能算放下武器投诚。
至于刘本人提到的个人情况，聂凤智将军坦率地说：“我军会对刘军长等一些贡献较大的人员给予特别优待，到时候刘军长可以开列名单，请放心。”
最后两人商订了几项当时执行的具体协议。
协议签订后，就在刘昌义要过河北返的时候，聂凤智告诉他，前委首长又口授了新的命令：刘昌义所部于26日中午12时前在江湾附近待命；所撤地区由解放军接防；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
对于前委首长的这一口头命令，刘昌义表示，他将严格执行。
当夜，回到河北岸的刘昌义即按协议规定，率领51军的大部分兵力撤出防地，向江湾方向移动。
26日清晨，在刘昌义率部到达江湾体育场南面时，遭到驻在那里的蒋军54军与37军的围攻。
解放军27军聂凤智得知消息后，立即与附近的26军联系，26军迅速从西南方向赶来，击退了围攻刘昌义的蒋军。
随后，我第81师师长孙端夫、政委罗维道来到江湾，将刘昌义部团以上军官召集到小楼上开会，说明共产党的政策，保证投诚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并说明缴械后，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
刘昌义提出要保留他的马弁、副官、吉普车、望远镜和手枪。经请示同意。
在体育场中央，缴械的武器堆得像山，缴了械的国民党官兵分几路徒手出来。武器由十轮卡车运往七宝镇，每辆车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押运。
在刘昌义部撤出防地的同时，聂凤智的27军随即从造币厂桥以西至永安桥一带，兵分两路跨过苏州河，接防其阵地。
当时51军的部分人员没有来得及撤走，即被收缩编成到27军81师的序列，这些蒋军在新的编成序列之内，立即掉转枪口与解放军一起战斗。向上海市内发起进攻。
在进攻途中，27军等部队还把刘昌义起义的消息以及与刘昌义达成的协议，用各种工具向蒋军宣传，蒋军21军、军大部分纷纷放下武器。
关于刘昌义起义，在解放后，我党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府还特地向他颁发起义证书，表彰他在上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对配合解放军跨过苏州河，迅速解放全上海，减少我军在解放上海中的伤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刘昌义从决定起义派人联络到进行谈判率部接受收编，其间不过短短的两三天时间，这一事件经历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它的成功所凝聚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
应该从刘昌义参加民革开始，甚至要从王中民策反51军开始，如果没有这些先期工作的积累，刘昌义的起义必定还要遇到其他更大的周折。
所以，刘昌义的起义既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海局书记刘晓
年4月，百万解放大军为渡江战役做最后的准备，上海局又进一步提出了上海地下党的中心任务：普遍地打入敌人的心脏，特别是它的军事机构与前方作战部队，来促进敌人内部矛盾，形成敌人混乱，同时争取那些对现状不满或失意分子，使他们能从蒋军内部分化出来，变成蒋军中的反对派。
在这一工作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成员分别与蒋军的陆、海、空军及主要政府机构的中上层爱国人士建立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大量军事情报，或率部起义。
前文曾经叙述过，蒋军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刘昌义等，就是在地下党的策反下，毅然决然地站到人民一边的。
他们获取了蒋军海军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与部署、长江沿线兵力配备、长江防守工事构筑图、江防计划图、上海城防工事位置图、上海保卫战兵力、火力配备、淞沪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和防御配备等重要情报，为人民解放军制定渡江战役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除了5月25日，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率部投诚影响巨大外，经地下党有计划、有步骤的周密策划，自年2月起，蒋军队内部还爆发其他一系列起义。
这些起义，同样沉重打击了蒋军队的士气，减少了解放军攻城部队的损耗，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上海市的安全，使战争给城市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2月25日，驻守吴淞口的蒋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宣布起义，这艘在蒋军队序列内以装备精良、火力最强、航速最快而闻名的军舰及舰上余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带领下，听从解放军的安排驶向了烟台解放区。
4月7日，伪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总队长贾亦斌率官兵在嘉兴起义；仅隔6天，伞兵三团团长刘农峻率全团官兵在调防途中起义，抵达连云港解放区。
这些起义均为蒋介石嫡系部队，极大的震憾了京沪杭蒋军心脏地区，表明蒋军政府已处于众叛亲离的末日。
此外，20余名蒋军空军飞行员先后驾驶运输机、轰炸机起义，由上海飞往济南、石家庄等解放区。
解放前夜，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机动车队，蒋军联勤总部两个辎重汽车团也分别起义。
在龙华、虹桥、江湾，大场机场，以及蒋军空军上海供应司令部及其所辖仓库、附属工厂，地下党支部建立了名为“新空军自卫队”的外围组织。
他们发展了余名成员，保护空军器材不被运走。在江湾机场，弹药库保管员多次把过期失效的弹药发给敌机使用；在大场飞机修理厂，党员发动工人采取消极怠工，制造事故，拖延检修进度等方法，削弱敌机战斗力；
在蒋军空军上海供应司令部，地下党员把近万吨航空器材、14架运输机机翼、45辆工程车等完整地保存下来。蒋军队全面撤退后，地下党还动员了余名航空技术人员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航空事业建设。
在军队起义的同时，由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一些爱国的蒋军政府官员、工商、科技、文教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本来就对蒋军的统治充满怀疑和犹豫，现在对专制腐败的蒋介石政权便深感绝望了。
如何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对共产党政策的疑虑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重点。
为此，他们想尽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耐心细致地阐明党的各项政策，力劝他们留在上海，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
解放前的上海，差不多随时都可以看到中共的地下党员到蒋介石政府官员及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家上门拜访的身影。
他们有的时候是个别交谈，有的时候是依托参加上层人士的聚餐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等，来完成和这些人的交流，以达到宣传、劝说的目的。
经亲友引荐，伪上海市政府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一段时间的频繁接触，赵祖康很快就认识到蒋军的统治将很快破产，蒋军政府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派系林立的蒋军中，并没背景和靠山，蒋军一旦到了灭亡的最后关头，自己只能是炮灰，而绝无生路。
因此，自己惟一的出路就只有向共产党、向人民靠拢，才能走上光明之途。
在这样的认识下，赵祖康主动向地下党提供了《市郊大桥地址图》、浙赣铁路方面的有关资料，以及上海市政府动态等。
蒋军溃逃前，赵祖康被陈良盯住，把其任命为无异于替死鬼的代理上海市长。
这个时候，赵祖康庆幸自己早就与地下党有了联系，于是他及时向地下党请示，并按照党的指示，与各方面联络，对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主动配合军管会进行移交，起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赵祖康外，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在预定了出国机票后，最终又退掉了机票，留在了上海，也极大影响了其他百货公司的资本家。
赵祖康
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假托船在修理，一再拖延时间，抵抗蒋介石的命令，使积压在上海海关仓库内的大量故宫国宝和其他珍贵文物最终未能运到台湾。
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副委员长吴兆洪也在地下党的策动下拒绝赴台，他们加紧物资的进口和储存，拖延有色金属的出口，将资委会个总公司个生产企业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22万技术工人、余科技管理人员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骨干力量。
此外，科技界茅以升、吴有训、吴觉农、侯德榜、卢于道，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琮、卫生局局长李穆生、电信局局长郁秉坚、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除暨南大学外的上海各大学校长等众多大家、名流，都自愿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为解放后的上海建设保留了旺盛的人脉。
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文艺界，组织活跃于上海文艺舞台上的影剧界进步知名人士组建了“上海剧影协会筹委会”，团结了大多数影剧工作者，组织了40余支演出队，排演迎接解放的文艺节目。
在上海市的警察队伍里，他们又成立了“互保立功委员会”，以党员为主、积极分子为辅，在警察中宣传不抵抗、不撤退、不参与的做法，要求大家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的事。
各基层单位以党员为核心、外围团体成员为骨干，纷纷成立了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救护队等，这些组织于4月统一组成了6万人的上海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的上海人民宣传队。
南京解放后，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蒋军政府把搬迁、破坏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官僚资本企业和大型的民族资本家企业。
上海局及时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散、反迁移、反裁员、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等具体斗争。”
在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通信设备、最多的报话线路的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由于地下党支部的机敏，不但保住了设备，而且还是借蒋军的军车转移的设备。
5月10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通知国际电台，限期拆迁刘行收讯台，逾期即予炸毁。
国际电台是我国电报电话通信中枢，地下党支部在得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消息后，让有关负责人将计就计，向警备司令部借了20辆军车，由刘行收讯台职工拆卸了几十吨器材设备运往了市区安全地带。
在海关，地下党总支利用蒋军提出应变口号，成立了应变委员会，为了保护关产、档案和职工的安全，应变会调集关警、港警组成人的纠察队，并从海关仓库取出步枪、机枪和子弹，分发到纠察队员手中。
5月1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黄浦江封江，所有船只驶往复兴岛集中，但到了海关，他们却一只船也开不动。
5月27日，上海市六个区6万余名人民保安队队员已经遍布整个市区的工厂学校。在沪东、沪西工厂区，两万余护厂工人戴着一个星期前发下来的白底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袖章，在各厂大门前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一切都执行得很有秩序。
在沪东重要工厂——英联船厂，工厂的人民保安队正在把策反过来的驻厂的蒋军青年军第师第团和一个军需营共三千人的武器装备、20余匹战马和几卡车的八二炮、六O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弹药等送交解放军。
中纺公司所属工厂于5月28日复工。总经理顾毓泉为迎接解放军保存的万美元外汇是解放时全上海各家银行全部外汇的两倍。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指示周总理传令嘉奖中纺公司的职工，并向顾毓泉个人发表了嘉奖令。
顾毓泉
年初，毛主席曾到上海视察工业发展情况，在接见原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现任上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张承宗时，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你这地下书记不容易哟，为解放上海立下了头功！”